門外文談¹

一、開頭

聽說今年上海的熱，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。白天出去混飯，晚上低頭回家，屋子裏還是熱，幷且加上蚊子。這時候，只有門外是天堂。因爲海邊的緣故罷，總有些風，用不著揮扇。雖然彼此有些認識，却不常見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，他們有的是店員，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，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。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，嘆著苦，但這時總還算有閑的，所以也談閑天。

閑天的範圍也幷不小：談旱灾，談求雨，談吊膀子，談三寸怪人幹，談洋米，談裸腿，²也談古文，談白話，談大衆語。因爲我寫過幾篇白話文，所以關于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，我也只好特別說的多。這樣的過了兩三夜，才給別的話岔開，也總算談完了。不料過了幾天之後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。

他們裏面，有的是因爲我看過幾本古書，所以相信我的，有的是因爲我看過一點洋書，有的又因爲我看古書也看洋書；但有幾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，說我是蝙蝠。我說到古文，他就笑道，你不是唐宋八大家³，能信麽？我談到大衆語，他又笑道：你又不是勞苦大衆，講什麽海話呢？

這也是真的。我們講旱灾的時候，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灾，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，現在成灾，是因爲農民懶，不戽水。但一種報上，却記著一個六十老翁，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，灾象如故，無路可走，自殺了。老爺和鄉下人，意見是真有這麽的不同的。那麽，我的夜談，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閑人的空話罷了。

飓風過後，天氣也凉爽了一些，但我終于照著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，寫出來了，比口語簡單得多，大致却無异，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。當時只憑記憶，亂引古書，說話是耳邊風，錯點不打緊，寫在紙上，却使我很躊躇，但自己又苦于沒有原書可對，這只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。

一九三四年，八月十六夜，寫完幷記。

二、字是什麽人造的？

字是什麽人造的？

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，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，對于文字，也當然要有這質問。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：字是倉頡⁴造的。

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，他自然有他的出典。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，是生著四隻眼睛的老頭陀。可見要造文字，相貌先得出奇，我們這種只有兩隻眼睛的人，是不但本領不够，連相貌也不配的。

然而做《易經》⁵的人（我不知道是誰），却比較的聰明，他說：“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。”他不說倉頡，只說“後世聖人”，不說創造，只說掉換，真是謹慎得很；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，所以就只是這麽含含胡胡的來一句。

但是，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，又是什麽脚色呢？文學家？不錯，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，奪掉筆杆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，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；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傢夥出點力。然而幷不是的。有史以前的人們，雖然勞動也唱歌，求愛也唱歌，他却幷不起草，或者留稿子，因爲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，編全集，而且那時的社會裏，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，文字毫無用處。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，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，想來該是史官了。

原始社會裏，大約先前只有巫，待到漸次進化，事情繁複了，有些事情，如祭祀，狩獵，戰爭……之類，漸有記住的必要，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職的“降神”之外，一面也想法子來記事，這就是“史”的開頭。况且“升中于天”⁶，他在本職上，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，燒給上帝看，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——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。再後來，職掌分得更清楚了，于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。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，古人說：“倉頡，黃帝史。”⁷第一句未可信，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，却是很有意思的。至于後來的“文學家”用它來寫“阿呀呀，我的愛喲，我要死了！”

那些佳句，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，“何足道哉”！

三、字是怎麽來的？

照《易經》說，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；我們那裏的鄉下人，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，怕得忘記時，也常常說：“褲帶上打一個結！”那麽，我們的古聖人，是否也用一條長繩，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？恐怕是不行的。只有幾個結還記得，一多可就糟了。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“八封”⁸之流，三條繩一組，都不打結是“乾”，中間各打一結是“坤”罷？恐怕也不對。八組尚可，六十四組就難記，何况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。只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“打結字”（Quippus）⁹，用一條橫繩，挂上許多直繩，拉來拉去的結起來，網不像網，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。我們上古的結繩，恐怕也是如此的罷。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，又不是書契的祖宗，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。

夏禹的“岣嶁碑”¹⁰是道士們假造的；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，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鐘鼎文。但這些，都已經很進步了，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。只在銅器上，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，如鹿，如象，而從這圖形上，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綫索：中國文字的基礎是“象形”。

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（Altamira）洞¹¹裏的野牛，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迹，許多藝術史家說，這正是“爲藝術的藝術”，原始人畫著玩玩的。但這解釋未免過于“摩登”，因爲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麽有閑，他的畫一隻牛，是有緣故的，爲的是關于野牛，或者是獵取野牛，禁咒野牛的事。現在上海墻壁上的香烟和電影的廣告畫，尚且常有人張著嘴巴看，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，有了這麽一個奇迹，那轟動一時，就可想而知了。他們一面看，知道了野牛這東西，原來可以用綫條移在別的平面上，同時仿佛也認識了一個“牛”字，一面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，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，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。但在社會裏，倉頡也不止一個，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，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，心心相印，口口相傳，文字就多起來，史官一采集，便可以敷衍記事了。中國文字的由來，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。

自然，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，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，新字夾在熟字中，又是象形，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。直到現在，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。但是，硬做新倉頡，却要失敗的，吳的朱育，唐的武則天，都曾經造過古怪字，¹²也都白費力。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，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，很不容易認得，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。老實說，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，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，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，請恕我直說：那麽，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。

四、寫字就是畫畫

《周禮》和《說文解字》¹³上都講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，這裏且不談罷，只說些和“象形”有關的東西。

象形，“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”¹⁴，就是畫一隻眼睛是“目”，畫一個圓圈，放幾條毫光是“日”，那自然很明白，便當的。但有時要碰壁，譬如要畫刀口，怎麽辦呢？不畫刀背，也顯不出刀口來，這時就只好別出心裁，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，算是指明“這個地方”的意思，造了“刃”。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，何况還有無形可象的事件，于是只得來“象意”¹⁵，也叫作“會意”。一隻手放在樹上是“采”，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“寍”，有吃有住，安寍了。但要寫“寧可”的寧，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條綫，表明這不過是用了“寍”的聲音的意思。“會意”比“象形”更麻煩，它至少要畫兩樣。如“寶”字，則要畫一個屋頂，一串玉，一個缶，一個貝，計四樣；我看“缶”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，那麽一共有五樣。單單爲了畫這一個字，就很要破費些工夫。

不過還是走不通，因爲有些事物是畫不出，有些事物是畫不來，譬如松柏，葉樣不同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，但寫字究竟是寫字，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，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。來打開這僵局的是“諧聲”，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。這已經是“記音”了，所以有人說，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。不錯，也可以說是進步，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。例如“菜，從草，采聲”，畫一窠草，一個爪，一株樹：三樣；“海，從水，每聲”，畫一條河，一位戴帽（？）的太太，也三樣。總之：如果要寫字，就非永遠畫畫不成。

但古人是幷不愚蠢的，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，遠離了寫實。篆字圓折，還有圖畫的餘痕，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¹⁶，和形象就天差地遠。不過那基礎幷未改變，天差地遠之後，就成爲不象形的象形字，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，認起來却非常困難了，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。而且有些字，也至今幷不簡單，例如“鑾”或“鑿”，去叫孩子寫，非練習半年六月，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面的。

還有一層，是“諧聲”字也因爲古今字音的變遷，很有些和“聲”不大“諧”的了。現在還有誰讀“滑”爲“骨”，讀“海”爲“每”呢？

古人傳文字給我們，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産，應該感謝的。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，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，這感謝却只好躊蹰一下了。

五、古時候言文一致麽？

到這裏，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。

對于這問題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幷沒有分明的結論，但聽他口氣，好像大概是以爲一致的；越古，就越一致。¹⁷不過我却很有些懷疑，因爲文字愈容易寫，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，但中國却是那麽難畫的象形字，也許我們的古人，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。

《書經》¹⁸有那麽難讀，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，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，現在還沒有研究出，還要繁也說不定的。至于周秦古書，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，而文字大致相類，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，用的也是周秦白話，幷非周秦大衆語。漢朝更不必說了，雖是肯將《書經》裏難懂的字眼，翻成今字的司馬遷¹⁹，也不過在特別情况之下，采用一點俗語，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爲王，驚异道：“夥頤，涉之爲王沈沈者”²⁰，而其中的“涉之爲王”四個字，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。

那麽，古書裏采錄的童謠，諺語，民歌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。我看也很難說。中國的文學家，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。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《淮南王歌》²¹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，《漢書》和《前漢紀》²²記的就兩樣。

一面是——
一尺布，尚可縫；一鬥粟，尚可舂。

兄弟二人，不能相容。

一面却是——
一尺布，暖童童；一鬥粟，飽蓬蓬。

兄弟二人不相容。

比較起來，好像後者是本來面目，但已經删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：只是一個提要。後來宋人的語錄，話本，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，也都是提要，只是它用字較爲平常，删去的文字較少，就令人覺得“明白如話”了。

我的臆測，是以爲中國的言文，一向就幷不一致的，大原因便是字難寫，只好節省些。當時的口語的摘要，是古人的文；古代的口語的摘要，是後人的古文。所以我們的做古文，是在用了已經幷不象形的象形字，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，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，懂的也不多的，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。你想，這難不難呢？

六、于是文章成爲奇貨了

文字在人民間萌芽，後來却一定爲特權者所收攬。據《易經》的作者所推測，“上古結繩而治”，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。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，更不必說了，他們都是酋長之下，萬民之上的人。社會改變下去，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，但大抵限于特權者。至于平民，那是不識字的，幷非缺少學費，只因爲限于資格，他不配。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。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，有一部好書，往往是“藏之秘閣，副在三館”²³，連做了士子，也還是不知道寫著什麽的。

因爲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，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，幷且有了神秘性。中國的字，到現在還很尊嚴，我們在墻壁上，就常常看見挂著寫上“敬惜字紙”的簍子；至于符的驅邪治病，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。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，那麽，知道文字，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。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，對于舊的尊嚴者就不利，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，也會損傷神秘性的。符的威力，就因爲這好像是字的東西，除道士以外，誰也不認識的緣故。所以，對于文字，他們一定要把持。

歐洲中世，文章學問，都在道院裏；克羅蒂亞（Kroatia）²⁴，是到了十九世紀，識字的還只有教士的，人民的口語，退步到對于舊生活剛够用。他們革新的時候，就只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。

我們中國的文字，對于大衆，除了身分，經濟這些限制之外，却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：難。單是這條門檻，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，就不容易跨過。跨過了的，就是士大夫，而這些士大夫，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，因爲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，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。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，就有這毛病的，劉歆想借他的《方言》稿子，他幾乎要跳黃浦。²⁵唐朝呢，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²⁶，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²⁷，也都爲了這緣故。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，下焉者，是從《康熙字典》²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，夾進文章裏面去；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《釋名》²⁹，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《說文》字樣給太炎先生抄《小學答問》。³⁰。

文字難，文章難，這還都是原來的；這些上面，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，却還想它和大衆有緣，怎麽辦得到。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，如果文字易識，大家都會，文字就不尊嚴，他也跟著不尊嚴了。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，就從這裏出發的；現在論大衆語，說大衆只要教給“千字課”³¹就够的人，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。

七、不識字的作家

用那麽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，我們先前也叫“文”，現在新派一點的叫“文學”，這不是從“文學子游子夏”³²上割下來的，是從日本輸入，他們的對于英文 Literature 的譯名。會寫寫這樣的“文”的，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，就叫作“文學家”，或者叫“作家”。

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，那麽，不識字的文盲群裏，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。然而作家却有的。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，我還有話說。我想，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，就有了創作的，可惜沒有人記下，也沒有法子記下。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，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，爲了共同勞作，必需發表意見，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，假如那時大家擡木頭，都覺得吃力了，却想不到發表，其中有一個叫道“杭育杭育”，那麽，這就是創作；大家也要佩服，應用的，這就等于出版；倘若用什麽記號留存了下來，這就是文學；他當然就是作家，也是文學家，是“杭育杭育派”³³。不要笑，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，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，這正是其一。就是周朝的什麽“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罷，它是《詩經》³⁴裏的頭一篇，所以嚇得我們只好磕頭佩服，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，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，到無論什麽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，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。“漂亮的好小姐呀，是少爺的好一對兒！”什麽話呢？

就是《詩經》的《國風》裏的東西，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，因爲比較的優秀，大家口口相傳的。王官³⁵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，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。希臘人荷馬——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——的兩大史詩³⁶，也原是口吟，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。東晋到齊陳的《子夜歌》和《讀曲歌》³⁷之類，唐朝的《竹枝詞》和《柳枝詞》³⁸之類，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，經文人的采錄和潤色之後，留傳下來的。這一潤色，留傳固然留傳了，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面目。到現在，到處還有民謠，山歌，漁歌等，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；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，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；他們，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。

但是，因爲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，又很容易消滅，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，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。偶有一點爲文人所見，往往倒吃驚，吸入自己的作品中，作爲新的養料。舊文學衰頽時，因爲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，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。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，但他却剛健，清新。

要這樣的作品爲大家所共有，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，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，一句話：將文字交給一切人。

八、怎麽交代？

將文字交給大衆的事實，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。

“莫打鼓，莫打鑼，聽我唱個太平歌……”是欽頒的教育大衆的俗歌；³⁹此外，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，⁴⁰但那主意，是只要大家聽得懂，不必一定寫得出。《平民千字課》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，但也只够記賬，寫信。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，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够的。譬如牢監，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，不過它有限制，只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，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栅外面去。

勞乃宣和王照⁴¹他兩位都有簡字，進步得很，可以照音寫字了。民國初年，教育部要制字母，他們倆都是會員，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，王先生是親到的，爲了入聲存廢問題，曾和吳稚輝⁴²先生大戰，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，棉褲也落了下來。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，製成了一種東西，叫作“注音字母”。那時很有些人，以爲可以替代漢字了，但實際上還是不行，因爲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，恰如日本的“假名”⁴³一樣，夾上幾個，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，要它拜帥，能力就不够了。寫起來會混雜，看起來要眼花。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爲“注音字母”，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。再看日本，他們有主張减少漢字的，有主張拉丁拼音的，但主張只用“假名”的却沒有。

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拼法，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，我不大明白。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拼起來——現在是連土耳其也采用了——一詞一串，非常清晰，是好的。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，好像那拼法還太繁。要精密，當然不得不繁，但繁得很，就又變了“難”，有些妨礙普及了。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。

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“拉丁化”法，《每日國際文選》裏有一小本《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》⁴⁴，《世界》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《言語科學》⁴⁵，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。價錢便宜，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。它只有二千八個字母，拼法也容易學。“人”就是 rhen ，“房子”就是 fangz ，“我吃果子”是 Wo ch goz ，“他是工人”是 ta sh gungrhen 。現在在華僑裏實驗，見了成績的，還只是北方話。但我想，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——不是北京話——的人們多，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衆語，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。爲今之計，只要酌量增减一點，使它合于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，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麽窮鄉僻壤去了。

那麽，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，學一點拼法和寫法，除懶蟲和低能外，就誰都能够寫得出，看得懂了。况且它還有一個好處，是寫得快。美國人說，時間就是金錢；但我想：時間就是性命。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，其實是無异于謀財害命的。不過像我們這樣坐著乘風凉，談閑天的人們，可又是例外。

九、專化呢，普遍化呢？

到了這裏，就又碰著了一個大問題：中國的言語，各處很不同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，就有北方話，江浙話，兩湖川貴話，福建話，廣東話這五種，而這五種中，還有小區別。現在用拉丁字來寫，寫普通話，還是寫土話呢？要寫普通話，人們不會；倘寫土話，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，反而隔閡起來，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。這是一個大弊病！

我的意思是：在開首的啓蒙時期，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，用不著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。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，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，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著聲氣，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，倒有新的益處，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，可以彼此交換意見，吸收智識了——那當然，一面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。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衆語文，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，還是普通化？

方言土語裏，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，我們那裏叫“煉話”，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，恰如文言的用古典，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。各就各處的方言，將語法和詞彙，更加提煉，使他發達上去的，就是專化。這于文學，是很有益處的，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。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。言語學我不知道，看生物，是一到專化，往往要滅亡的。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，就因爲太專化了，失其可變性，環境一改，無法應付，只好滅亡。——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，請你們不要愁。大衆，是有文學，要文學的，但决不該爲文學做犧牲，要不然，他的荒謬和爲了保存漢字，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幷不兩樣。所以，我想，啓蒙時候用方言，但一面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彙去。先用固有的，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衆化，加入新的去，是全國的語文的大衆化。

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，固然大抵行不通，但一切都聽其自然，却也不是好辦法。現在在碼頭上，公共機關中，大學校裏，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，大家說話，既非“國語”，又不是京話，各各帶著鄉音，鄉調，却又不是方言，即使說的吃力，聽的也吃力，然而總歸說得出，聽得懂。如果加以整理，幫它發達，也是大衆語中的一支，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。我說要在方言裏“加入新的去”，那“新的”的來源就在這地方。待到這一種出于自然，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，我們的大衆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。此後當然還要做。年深月久之後，語文更加一致，和“煉話”一樣好，比“古典”還要活的東西，也漸漸的形成，文學就更加精采了。馬上是辦不到的。你們想，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，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，這才有這麽一堆古怪成績麽？

至于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，那不消說：是覺悟的讀書人。有人說：“大衆的事情，要大衆自己來做！”⁴⁶那當然不錯的，不過得看看說的是什麽脚色。如果說的是大衆，那有一點是對的，對的是要自己來，錯的是推開了幫手。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，那可全不同了：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，保護自己的尊榮。

十、不必恐慌

但是，這還不必實做，只要一說，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。

首先是說提倡大衆語文的，乃是“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”⁴⁷，本意在于造反。給帶上一頂有色帽，是極簡單的反對法。不過一面也就是說，爲了自己的太平，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。那麽，倘使口頭宣傳呢，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。但這不屬于“談文”的範圍，這裏也無須多說。

專爲著文學發愁的，我現在看見有兩種。一種是怕大衆如果都會讀，寫，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⁴⁸。

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。上次說過，在不識字的大衆裏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。我久不到鄉下去了，先前是，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閑，譬如乘凉，就有人講故事。不過這講手，大抵是特定的人，他比較的見識多，說話巧，能够使人聽下去，懂明白，幷且覺得有趣。這就是作家，抄出他的話來，也就是作品。倘有語言無味，偏愛多嘴的人，大家是不要聽的，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——譏刺。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，十來年白話，凡是能寫的人，何嘗個個是文學家呢？即使都變成文學家，又不是軍閥或土匪，于大衆也幷無害處的，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。

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。大衆幷無舊文學的修養，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緻來，或者會顯得所謂“低落”的，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，所以它又剛健，清新。無名氏文學如《子夜歌》之流，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，我先前已經說過了；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。還有戲劇，例如《朝花夕拾》所引《目連救母》裏的無常鬼⁴⁹的自傳，說是因爲同情一個鬼魂，暫放還陽半日，不料被閻羅責罰，從此不再寬縱了——

“那怕你銅墻鐵壁！

那怕你皇親國戚！……”

何等有人情，又何等知過，何等守法，又何等果决，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麽？

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，由他們閑中扮演。借目連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，除《小尼姑下山》外，和刻本的《目連救母記》⁵⁰是完全不同的。其中有一段《武松打虎》，是甲乙兩人，一强一弱，扮著戲玩。先是甲扮武松，乙扮老虎，被甲打得要命，乙埋怨他了，甲道：“你是老虎，不打，不是給你咬死了？”乙只得要求互換，却又被甲咬得要命，一說怨話，甲便道：“你是武松，不咬，不是給你打死了？”我想：比起希臘的伊索⁵¹，俄國的梭羅古勃⁵²的寓言來，這是毫無遜色的。

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，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。但自然，缺點是有的。是一向受著難文字，難文章的封鎖，和現代思潮隔絕。所以，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，就必須提倡大衆語，大衆文，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。

十一、大衆幷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

但是，這一回，大衆語文剛一提出，就有些猛將趁勢出現了，來路是幷不一樣的，可是都向白話，翻譯，歐化語法，新字眼進攻。他們都打著“大衆”的旗，說這些東西，都爲大衆所不懂，所以要不得。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，借此先來打擊當面的白話和翻譯的，就是祖傳的“遠交近攻”的老法術；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，未嘗用功，要大衆語未成，白話先倒，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，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，我都不想在這裏多談。現在要說的只是那些好意的，然而錯誤的人，因爲他們不是看輕了大衆，就是看輕了自己，仍舊犯著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。

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，以爲較新，較難的字句，自己能懂，大衆却不能懂，所以爲大衆計，是必須徹底掃蕩的；說話作文，越俗，就越好。這意見發展開來，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爲新國粹派。或則希圖大衆語文在大衆中推行得快，主張什麽都要配大衆的胃口，甚至于說要“迎合大衆”，故意多駡幾句，以博大衆的歡心。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，但這樣下去，可要成爲大衆的新幫閑的。

說起大衆來，界限寬泛得很，其中包括著各式各樣的人，但即使“目不識丁”的文盲，由我看來，其實也幷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麽愚蠢。他們是要智識，要新的智識，要學習，能攝取的。當然，如果滿口新語法，新名詞，他們是什麽也不懂；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，他們却會接受；那消化的力量，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。初生的孩子，都是文盲，但到兩歲，就懂許多話，能說許多話了，這在他，全部是新名詞，新語法。他那裏是從《馬氏文通》或《辭源》⁵³裏查來的呢，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，他是聽過幾回之後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。大衆的會攝取新詞彙和語法，也就是這樣子，他們會這樣的前進。所以，新國粹派的主張，雖然好像爲大衆設想，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。不過也不能聽大衆的自然，因爲有些見識，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，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，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，甚而至于有害的東西。所以，“迎合大衆”的新幫閑，是絕對的要不得的。

由歷史所指示，凡有改革，最初，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。但這些智識者，却必須有研究，能思索，有决斷，而且有毅力。他也用權，却不是騙人，他利導，却幷非迎合。他不看輕自己，以爲是大家的戲子，也不看輕別人，當作自己的嘍羅。他只是大衆中的一個人，我想，這才可以做大衆的事業。

十二、煞尾

話已經說得不少了。總之，單是話不行，要緊的是做。要許多人做：大衆和先驅；要各式的人做：教育家，文學家，言語學家……。這已經迫于必要了，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，也只好拉纖；順水固然好得很，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。

這拉纖或把舵的好方法，雖然也可以口談，但大抵得益于實驗，無論怎麽看風看水，目的只是一個：向前。

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，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。

備註

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的《申報自由談》，署名華圉。後來作者將本文與其他有關于語文改革的文章四篇輯爲《門外文談》一書，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天馬書店出版。
這些是常見于當時上海報刊的新聞。一九三四年夏，我國南方大旱，國民黨政府于七月間邀請第九世班禪喇嘛和安欽活佛在南京、湯山等地“作法求雨”。八月初，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爲女游泳選手楊秀瓊打扇、駕車，被稱爲“吊膀子秘書長”。上海“大世界”游藝場利用旱灾展出一個所謂“旱魃”的矮人，稱“三寸怪人幹”，招攬游客。五月，美國政府頒布《白銀法案》後，國際銀價上升，國民黨官僚資本集團趁國內糧價飛漲，大量輸出白銀，從國外購進大米，牟取暴利。六月，國民黨江西省政府根據蔣介石“手令”，頒布《取締婦女奇裝异服辦法》，規定“褲長最短須過膝四寸，不得露腿赤足”，當時重慶、北平等地也禁止“女子裸膝露肘”。
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選輯唐代的韓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、蘇洵、蘇軾、蘇轍、王安石、曾鞏八個古文家的文章編爲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，因有“唐宋八大家”的說法。
倉頡相傳爲黃帝的史官，漢字的創造者，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叙》：“黃帝之史倉頡……初造書契”。《荀子·解蔽》中則說：“好書者衆矣，而倉頡獨傳者壹也”，認爲倉頡是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之一。又《太平禦覽》卷三六六引《春秋孔演圖》：“蒼頡四目，是謂幷明。”
《易經》即《周易》，是我國古代記載占卜的書。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際，幷非出自一人之手。這裏引的兩句，見該書《系辭》篇。
“升中于天”語見《禮記·禮器》：“升中于天，因吉土，以饗帝于郊。”據漢代鄭玄注：“升，上也；中，猶成也；燔柴祭天，告以諸侯之成功也。”
“倉頡，黃帝史”語見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。史，即史官。
伏羲我國傳說中的上古帝王，相傳他教民結網，從事漁獵畜牧。“八卦”，相傳爲他所作。《易經·系辭》說：“古者包犧氏（按即伏羲）之王天下也……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”卦，即挂，懸挂物象以示人吉凶，有乾（O）、坤（O）、震（O）、民（O）、離（O）、坎（O）、兌（O）、伲∣）八種式樣。《易傳》認*�素灾饕�笳魈臁⒌亍⒗住⒎紜⑺�⒒稹山、澤八種自然現象。
“打結字”古代秘魯印第安人用以幫助記憶的一種綫結，以結繩的方式記錄天氣、日期、數目等等的變化。綫的顔色，綫結的大小和多少，都表示著不同的意義。
“岣嶁碑”又稱禹碑，在湖南衡山岣嶁峰，相傳爲夏禹治水時所刻；碑文共七十七字，難于辨識。清末葉昌熾《語石》卷二載：“（韓愈詩）‘岣嶁山尖神禹碑，字青石赤形模奇。’郎瑛、楊用修諸家各有釋文，靈怪杳冥，難可憑信。不知韓詩又雲：‘千搜萬索何處有，森森綠樹猿猱悲。’是但憑道士所言，未嘗目睹。”此碑在明朝以前，不見于記載，故多疑爲僞造。
亞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爾省境，發現于一八七九年。洞窟中有舊石器時代用三種顔色畫成的壁畫，畫的都是野牛、野鹿、野猪和長毛巨象等動物。
關于朱育、武則天造字，據《三國志·吳書·虞翻傳》注引《會稽典錄》：“孫亮時，有山陰朱育，少好奇字，凡所特達，依體象類，造作异字千名以上。”《新唐書·後妃列傳》：武則天于“載初中，……作白、一四、埊、……十有二文。太后自名白。”但《資治通鑒·唐紀二十》載：天授元年，“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，改造‘天’、‘地’等十二字以獻，丁亥，行之。太后自名‘白’”。
《周禮》儒家經典之一，記述周王朝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的資料彙編，大約成書于戰國時期。《說文解字》，東漢許慎撰，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漢字形、音、義的著作。這裏講的漢字六種構成法，即《周禮》和《說文解字》中所記載的“六書”。《周禮》中所說的有：象形、會意、轉注、處事、假借、諧聲。《說文解字》中所說的稍有不同，是：指事、象形、形聲、會意、轉注、假借。
“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”語見《易經·系辭》。
“象意”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“六書，謂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聲、轉注、假借，造字之本也。”據唐代顔師古注：“象意即會意也。”
篆、隸、楷是漢字演進過程中先後出現的幾種字體的名稱。篆書分大篆小篆，大篆是從西周到戰國通行的字體，但各國有异。秦始皇時統一字體，稱爲小篆。隸書開始于秦代，把小篆勻圓的筆畫稍改平直，到漢代才出現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隸書。楷書始于漢末，以後取代隸書，通行至今。
這裏指胡適。胡適著的《國語文學史》于一九二七年出版時，黎錦熙在該書的《代序》中說，這部文學史所以始于戰國秦漢而不包括《詩經》，是因爲胡適要從他認爲語言文字開始分歧的時代寫起。《代序》不同意戰國前語文合一的看法。一九二八年胡適將此書修訂，抽去《代序》，改名《白話文學史》出版，在第一章說：“我們研究古代文字，可以推知當戰國的時候中國的文體已經不能與語體一致了。”仍堅持他的戰國前言文一致的看法。
《書經》即《尚書》，儒家經典之一。我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彙編。
司馬遷（約前145—約前86）字子長，夏陽（今陝西韓城）人，西漢史學家、文學家。曾任太史令。他所撰的《史記》，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（從上古起到漢武帝止）。
“夥頤，涉之爲王沈沈者”語見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。據唐代司馬貞《索隱》：“服虔雲：楚人謂多爲夥。按又言‘頤’者，助聲之辭也。”又據南朝宋裴駰《集解》：“應劭曰：‘沈沈，宮室深邃之貌也。’”
《淮南王歌》淮南王指漢文帝之弟劉長，他因謀反爲文帝所廢，流放蜀郡，中途絕食而死。後來民間就流傳出這首歌謠。
《漢書》東漢班固編撰的西漢史，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。《前漢紀》，即《漢紀》，東漢荀悅撰，編年體西漢史，內容多取材《漢書》，有所增補。這裏所引的前一首見《漢書·淮南王傳》，末句無“能”字，《史記·淮南衡山列傳》所載與引文同；後一首未見于《前漢紀》，漢代高誘的《淮南鴻烈解叙》載有此歌，首句作“一尺繒，好童童”，末句作“兄弟二人，不能相容”。
“藏之秘閣，副在三館”秘閣、三館都是藏書的地方。《宋史·職官志》載：“國初以史館、昭文館、集賢院爲三館，皆寓崇文院。太宗端拱元年（988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，擇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，及內出古畫墨迹，藏其中。”
克羅蒂亞通譯克羅地亞，現在是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成員國之一。
楊雄（前53—18）一作揚雄，字子雲，蜀郡成都（今屬四川）人。西漢文學家、語言文字學家。著有《法言》、《太玄經》及其他文賦。《漢書·揚雄傳》載，“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”，據唐代顔師古注，奇字即“古文之异者”。《方言》，全名《�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》，相傳爲揚雄所作，共十三卷，內容雜錄中國各地同義异字之字一萬一千餘。劉歆（約前53—23），字子駿，沛（今江蘇沛縣）人，西漢學者。他在《與揚雄從取方言書》中說：“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，异國殊語，以爲十五卷，其所解略多矣，而不知其目……今謹使密人奉手書，願頗與其最目，得使入篆，令聖朝留明明之典。”揚雄在《答劉歆書》中却說：“敕以殊言十五卷，君何由知之？……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，雄常把三寸弱翰，賫油素四尺，以問其异語，歸即以鉛摘次之于槧，二十七歲于今矣；而語言或交錯相反，方複論思詳悉集之……誠欲崇而就之，不可以遺，不可以怠。即君必欲脅之以威，陵之以武，欲令入之于此；此又未定，未可以見，今君又終之，則縊死以從命也。而可，且寬假延期，必不敢有愛。”“跳黃浦”是通行于上海的話，意即自殺。
樊宗師（？—約821）字紹述，河中（今山西永濟）人，唐代散文家。曾任綿州、絳州刺史。他的文章艱澀，難以斷句，如《絳守居園池記》的第一句“絳即東雍爲守理所”，有人斷爲“絳即東雍，爲守理所”，也有人斷爲“絳，即東雍爲守理所”。
李賀（790—816）字長吉，昌谷（今河南宜陽）人，唐代詩人。他的詩立意新巧，用語奇特，不易理解。《新唐書·李賀傳》說他“辭尚奇詭，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徑，當時無能效者。”
《康熙字典》清代康熙年間張玉書、陳廷敬等奉旨編纂的大型字典，四十二卷，收四萬十千餘字，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刊行。
錢坫（1744—1806）字獻之，江蘇嘉定（今屬上海市）人，清代漢學家。善寫小篆。劉熙，字成國，漢代北海（今山東濰坊）人，訓詁學家。所著《釋名》，八卷，共二十七篇，是一部解釋字義的書。
錢玄同（1887—1939）名夏，字德潜，浙江吳興人，文字音韵學家。他曾用《說文解字》中的篆體字樣抄寫章太炎的《小學答問》，由浙江官書局刊刻行世。太炎，即章炳麟（1869—1936），浙江余杭人，清末革命家、學者。他所作的《小學答問》是據《說文解字》解釋本字和借字的流變的書。
“千字課”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創辦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編纂《平民千字課本》，作爲成年人補習常用漢字的讀本。後來一些書店也仿照編印了類似讀本。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《社會月報》第一卷第三期發表彭子蘊的《大衆語與大衆文化的水準問題》一文，其中說：“現在市場上有一種叫做《平民千字課》的書，是真用來教有所謂大衆的”。
“文學子游子夏”語見《論語·先進》，據宋代邢癿疏：“若‘文章博學’，則有子游、子夏二人也。”子游、子夏，即孔丘的弟子言偃、卜商。
“杭育杭育派”意指大衆文學。這裏是針對林語堂而發的。林語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、三十日及五月三日《申報·自由談》所載《方巾氣研究》一文中說：“在批評方面，近來新舊衛道派頗一致，方巾氣越來越重。凡非哼哼唧唧文學，或杭育杭育文學，皆在鄙視之列。”又說：“《人間世》出版，動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氣，七手八脚，亂吹亂擂，却絲毫沒有打動了《人間世》。”
《詩經》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，編成于春秋時代，共三○五篇，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，相傳曾經孔丘删定。
王官王朝的職官，這裏指“采詩之官”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：“古有采詩之官，王者所以觀風俗、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
荷馬的兩大史詩指《伊利亞特》和《奧德賽》，約産生于公元前九世紀。荷馬的生平以至是否確有其人，歐洲的文學史家頗多爭論，所以這裏說“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”。
《子夜歌》據《晋書·樂志》：“《子夜歌》者，女子名子夜造此聲。”《樂府詩集》列爲“吳聲歌曲”，收“晋、宋、齊辭”的《子夜歌》四十二首和《子夜四時歌》七十五首。《讀曲歌》，據《宋書·樂志》：“《讀曲哥（歌）》者，民間爲彭城王義康所作也。”又《樂府詩集》引《古今樂錄》：“讀曲歌者，元嘉十七年（440）袁後崩，百官不敢作聲歌；或因酒宴，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，以此爲名。”《樂府詩集》收《讀曲歌》八十九首，也列爲“吳聲歌曲”。
《竹枝詞》據《樂府詩集》：“《竹枝》，本出于巴渝。唐貞元中，劉禹錫在沅湘，以俚歌鄙陋，乃依騷人《九歌》作《竹枝》新辭九章，教裏中兒歌之，由是盛于貞元、元和之間（785—820）。”《柳枝詞》，即《楊柳枝》，唐代教坊曲名。白居易有《楊柳枝詞》八首，其中有“古歌舊曲君休聽，聽取新翻《楊柳枝》”的句子。他又在《楊柳枝二十韵》題下自注：“《楊柳枝》，洛下新聲也。”
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）起，清政府爲了推行所謂“通俗教育”，將一些官方發布的政治時事材料，用白話編成通俗的故事和歌謠進行宣講。“太平歌”以“蓮花落”形式編寫，一般都用文中所引的三句開頭，是當時欽頒的通俗歌謠之一。
白話報戊戌變法後，各地報刊風起雲涌，其中以白話寫作的也不少，如杭州的《白話報》（1903）、上海的《中國白話報》（1903）和《揚子江白話報》（1904）等。
勞乃宣（1843—1921）字季瑄，浙江桐鄉人。清末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兼署學部副大臣，民國初年主張復辟，後來避居青島。他的《簡字全譜》系以王照的《官話字母》爲依據，成于一九○七年。其他著作有《等韵一得》、《古籌算考釋》等。王照（1859-1933），字小航，河北寧河人。清末維新運動者，戊戌政變時逃往日本，後又自行投案下獄，不久被釋。他的《官話合聲字母》于一九○○年刊行。其他著作有《水東集上下編》八種。
吳稚輝（1865-1953）名敬恒，江蘇武進人，國民黨政客。一九一三年二月，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讀音統一會正式開會，由他和王照分任正副議長。因爲濁音字母和入聲存廢問題，南北兩方會員爭論了一個多月。後來該會除審定六千五百餘字的讀音以外，幷正式通過審定字音時所用的“記音字母”，定名爲“注音字母”。到一九三○年，“注音字母”又改稱“注音符號”。
“假名”日文的字母，因爲是從“真名”（即漢字）假借而來的，所以稱爲“假名”。分片假名（楷體）和平假名（草體）二種。
《每日國際文選》一種“每日提供世界新聞雜志間各種論文之漢譯”的刊物，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創刊，孫師毅、明耀五、包可華編選，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印行。《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》由焦風（方善境）譯自蘇聯的世界語刊物《新階段》，是《每日國際文選》的第十二號，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版。
《世界》上海世界語者協會編印的世界語月刊，創刊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。《言語科學》是《世界》的每月增刊，創刊于一九三三年十月；它的第九、十號合刊（即《世界》一九三四年六、七月號合刊的增刊）上載有應人（霍應人）作的《中國語書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紹》一文。
“大衆的事情，要大衆自己來做！”在當時大衆語文學的論爭中，報刊上曾有過不少這類議論，如吳稚輝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《申報·自由談》發表的《大衆語萬歲》一文中說：“讓大衆自己來創造，不要代辦。”章克標在《人言》第二十一期（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）中說：“大衆語文學是要由大衆自己創造出來的，才算是真正的大衆語文學。”
“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”這是反動刊物《新壘》主編李焰生在《社會月報》第一卷第三期（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）發表的《由大衆語文文學到國民語文文學》一文中的話：“所謂大衆語文，意義是模糊的，提倡不是始自現在，那些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，數年前已經很熱鬧的討論過”。宋陽，即瞿秋白。他曾在《文學月報》第一卷第一號、第三號（一九三二年六月、十月）先後發表《大衆文藝的問題》和《再論大衆文藝答止敬》兩文。
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、二日《申報·電影專刊》署名米同的《“大衆語”根本上的錯誤》一文中的話：“要是照他們所說，用‘大衆語’來寫作一切文藝作品的話，到了那個時限，一切的人都可以說出就是文章，記下來就是作品，那時不是文學毀滅的時候，就是大家都成了文學家了。”
《目連救母》《盂蘭盆經》中的佛教故事，說佛的大弟子目連有大神通，嘗入地獄救母。唐代已有《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》，以後曾被編成多種戲曲，這裏是指紹興戲。無常鬼，即迷信傳說中的“勾魂使者”，參看《朝花夕拾·無常》。
《目連救母記》明代新安鄭之珍作。刻本卷首有“主江南試者馮”寫于清光緒二十年（1894）的序言，其中說：“此書出自安徽，或雲系瞽者所作，餘亦未敢必也。”序言中也說到“小尼姑下山”：“惟《下山》一折，較爲憾事；不知清磬場中，雜此妙舞，更覺可觀，大有畫家絢染之法焉，餘不爲之咎。”
伊索（Aesop，約前六世紀）相傳是古希臘寓言作家，現在流傳的《伊索寓言》，共有三百餘篇，系後人編集。
梭羅古勃（PGQGRST，1863—1*梗玻罰�《砉��撕托∷導遙�有長篇小說《老屋》、《小鬼》等。《域外小說集》（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書社版）中曾譯載他的寓言十篇。
《馬氏文通》清代馬建忠著，共十卷，一八九八年出版，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較有系統的研究漢語語法的專著。《辭源》，陸爾奎等編輯，一九一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，一九三一年增出“續編”，是一部說明漢語詞義及其淵源、演變的工具書。

Pinyin

門外文談1